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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李军律师介绍
  • 朱李军律师,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全国司法考试常州市第一名,江苏一川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执业证号:13204201010627609。精通我国法律体系的各种规定,且实践经验丰富,秉持随时掌握新法律法规的精神,对当事人高度负责,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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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  名:朱李军
    手  机:13806116050
    电  话:0519-81092188
    邮  箱:949064489@qq.com
    执业机构:江苏一川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常州市晋陵北路1号,新天地商务广场A座15楼1521 【查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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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银根被控盗窃案一审辩护词
  • 发布日期:2012-09-26 20:35 点击:

  • 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江苏一川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周银根与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朱李军律师,担任周银根的辩护人。
    开庭前,我们依法多次会见了周银根本人,听取了其对案件情况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听取了周银根子女对其工作、生活情况的介绍,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通过出席今天的庭审听取出庭检察官的意见,周银根本人及其他被告人的意见,辩护人对全案事实有了清楚的认识。辩护人分析了《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关于共犯与从犯的规定,第二百陆拾四条、第三百一拾二条犯罪构成要件,结合本案的案情后认为,周银根的犯罪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我们决定对周银根进行改变定性的罪轻辩护,并建议对周银根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并从宽处罚,请法庭审查、采纳。

    一、 事实部分

    1、指控周银根收购28辆车的证据不足。
    (1)从起诉书自身来看,指控犯罪不可能全部实现。
    从起诉书指控的时间看,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33项称:2011/12/16日,李飞给周银根送来手扶拖拉机一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16项称:2011/12/17日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变形拖拉机(农用车),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24项称2011/12/17日李飞给周银根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7项称:2011/12/19日,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变形拖拉机(农用车),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8项称:2011/12/20日(凌晨二点后)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农用车,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31项称:2011/12/20日李飞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29项称2011/12/21日李飞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
    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33项称:2011/12/16日,李飞给周银根送来手扶拖拉机一辆,2011/12/17日李飞给周银根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李飞2011/12/16日送了手扶拖拉机,按照李飞的说法,拖拉机的手柄还在周银根家里,要等几天后,车子割完,李飞从周银根家中拿到钱时,再到周银根家拿手柄,然后再去作案。所以,2011/12/17日作案就不可能了。至少证明,李飞及刘力轻关于手柄从周银根家拿了作案模式是假的供述(周银根未提供过作案工具)或者2011/12/17日根本就没有作案。
    假设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33的指控,2011/12/16日深夜,周银根收到李飞送来的手扶拖拉机的指控成立,吴建山2011/12/17日开始割此拖拉机,花一天时间,到2011/12/17日正好割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16项称:2011/12/17日深夜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变形拖拉机(农用车),由于当晚吴建山不可能连夜去割,所以,车辆必定放在院子里,那么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24项称2011/12/17日李飞给周银根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时,必定能看到有一部车在院子里停着。或者如果李飞比王洪早到周银根家的话,王洪能看到李飞送到周银根家来的车。吴建山从2011年12月18日开始割一辆变形拖拉机和一辆手扶拖拉机,至少需要三天时间,也即2011年12月18日,12月19日,12月20日均在院子里割车子,没有割完前,车子出现在院子里。吴建山在这三天时间必定没有时间去割其他车子。但是,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7项称:2011/12/19日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变形拖拉机(农用车),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8项称:2011/12/20日(凌晨二点后)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农用车,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31项称:2011/12/20日李飞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如果,这些指控成立,则院子里将同时有三辆没有割的车子,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29项称2011/12/21日李飞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则院子里将同时有四辆没有割的车子。周银根的住处只有40平米左右,根本不能放得下这么大的四辆车子。王洪,李飞当庭供述也未承认其看到过这么多辆车,王洪、李飞、刘力轻、吴建山的供述不相符,所以指控不能成立。。吴建山这么大年纪,如果每天都割车子,不知身体是否受得了。即使身体受得了,由于上述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7项称:2011/12/19日,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变形拖拉机(农用车,需要割二天),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8项称:2011/12/20日(凌晨二点后)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农用车(需要割二天),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31项称:2011/12/20日李飞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需要割一天),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29项称2011/12/21日李飞送来一辆手扶拖拉机(需要割一天),则吴建山从2011年12月21日开始连续不断的割车,也要用6天时间,割到2011年12月26日才能全部割完。但是,很不幸,根据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23项称:2011/12/25日,李飞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变形拖拉机(农用车,需要割二天),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6项称:2011/12/26日(凌晨二点后)王洪给周银根送来一辆小汽车(需要割二天),如果,这两项指控成立,那么周银根的院子里,在以前同时存在四辆车子没割完前,又来了二辆车堆放在院子里(以前还有两辆没割完,所以又变成了四辆,这是不可能停放得下的。),送货的王洪、李飞必然也能看到,但是与王洪、李飞、刘力轻、吴建山的供述不相符,所以指控不能成立。但是,王洪、李飞均没有提到看到院子里有车的事。假如指控成立,则吴建山从2012年12月27日开始割,则需要四天才能割完这二辆,即到2012年12月30日才能完成,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13项称:2011/12/29日(凌晨1:08分)王洪给周银根送来变形拖拉机(需要割二天),则送货的王洪将看到院子里停放的二辆车,连他送来的,院子里将又出现三辆车子。王洪、李飞、刘力轻、吴建山的供述不相符,所以指控不能成立。
    如果按照王洪称,周银根因为收了别人的车,家里放不下,就不收他的,那么,周银根早就不会收了。但按照公诉人的指控,周银根家堆满了车辆,不可能不收,公诉人的观点与王洪的供述不能相符,两者的指控都不能成立。
    如果指控成立,则吴建山从2011年12月16日起,将一天不停割车至2012年1月2日。这与吴建山的供述不相符,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从起诉书指控的时间看,王洪与李飞2011/12/17日,2011/12/20日同时向周银根送货,但王洪与李飞的供述中,没有提到两人相遇的事。甚至王洪与李飞均称,送车时,未在周银根家的院子里看到另有一部车子里,因此,指控没有真实性。

    (2)客观证据,周银根的通话记录清单,没有显示收购28辆车。
    周银根的通话记录是书证,证明效力高。
    对照周银根的通话记录与王洪、李飞、刘力轻供述的作案时间,最多只能得出周银根可能收赃的次数为六起,但电话时间段与盗窃实行犯供述的作案时间相符,并不能得出周银根一定收赃的结论。

    (3)、指控周银根参与29起盗窃犯罪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全案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丢了车子,但是谁偷的无法唯一地证明。只有吴建山单方面承认,而王洪看到的割车人只有一次,并且无法确定是吴建山,李飞、刘力轻也只看到吴建山割车一次,所以,吴建山是否为周银根割赃车,割了多少辆,分别是什么车,证据无法唯一地证明起诉书的指控。
    首先吴建山记忆力极差。其次,吴建山阅读有障碍,持续三天审讯得出的笔录未向其宣读,讯问笔录没有向不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宣读,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笔录是否是被告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无法确定,因此,讯问笔录没有真实性。该笔录不能成为定案依据,依法不应采信。
    虽然吴建山承认为周银根切割赃车,但周银根否认。吴建山承认其并不知道车辆的来源,而且吴建山的供述切割时间、车辆型号与王洪的供述盗窃时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王洪的供述盗窃时间与被害人供述的被盗时间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王洪到周银根家去玩牌,吴建山在周银根家做饭,二个见过面,能辩认出来,是正常的事。不能由此推断吴建山为周银根割过车辆,更不能证明割了多少辆。
    吴建山的供述切割时间与李飞的供述盗窃时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李飞的供述盗窃时间与被害人供述的被盗时间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即便能证明王洪盗窃了车子,李飞、刘力轻盗窃了车子,但是是否卖给了周银根,卖了多少辆,其证据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
    证人朱斐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被告人,辩护人的询问。朱斐的证言中多次提出对案件事实并不清楚,所作的周银根切割盗窃车辆的事实及数量均非朱斐亲眼所见,也非其感知的内容,纯属朱斐主观猜测,朱斐的证言不能证明起诉书指控周银根的犯罪事实。
    (如果朱斐明知周银根从事犯罪活动,而提供场所,并且犯罪数额巨大,朱斐依法可能构成犯罪,建议公诉机关另案调查处理。)
    现场搜查扣押清单的物品,难以确定为犯罪工具。更不能证明得出周银根收赃28辆车的证明结论。 

    2、起诉书本身推断出不可能出现的犯罪情况,原因是公诉方的证据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

    公诉方所有的指控是基于这样的证据链:即盗窃车辆的被告人的供述,作案现场的辨认,周银根的手机通话记录,被盗车辆车主(被害人)的陈述,吴建山供述。但是,由于被告人对作案时间记忆不清,吴建山对割车时间也不能精确记忆,因此,侦查机关根据被害人供述来倒退被告人的作案时间,并带被告人去指认现场,这种指供所得辨认笔录,产生了比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更多的侦查机关“意想不到”的结果。
    由于缺乏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证明内容没有真实性。由于存在引诱的因素,指供的合法性也值得质疑。

    3、指控周银根与王洪相约,由王洪盗窃,周银根收购赃物的证据不足。
    王洪的犯罪动机赌博输钱,想偷车还钱,犯意是王洪自己产生的,而不是周银根唆使的。
    关于王洪与周银根的对话,两次笔录自相矛盾,王洪单方面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王洪的犯罪动机是由于赌博输了钱(有王洪、赵雷的供述印证),(没有钱回家过春节),想通过盗窃得到钱而产生的,王洪盗窃后,除了卖给周银根以外,还卖给其他人,或者自己处理。即便周银根不买王洪的赃车,王洪急于要用钱回家过春节,也可能会去盗窃。因此,周银根的行为也没有起到鼓励其作案的心理上的强化作用,周银根不能在唆使犯罪的范围内与王洪构成共犯。
    周银根没有实行盗窃犯罪的行为,王洪何时去盗窃,盗窃什么的标的物是什么,用什么方式盗窃,如何处理赃物,周银根事前均不知道,没有参与共谋,也没有实行盗窃的行为。
    周银根没有对王洪的盗窃行为提供工具,没有帮助望风等任何帮助行为,因此,周银根不能构成帮助犯的共犯。
        王洪的供述不能证明周银根让王洪去偷车来卖给她,王洪称周银根说“大车与新车不要”,能证明周银根不想要偷来的车。王洪偷来的大车与新车,周银根不会要,即便要认定周银根收购赃车犯罪,也要认定犯罪的时间、地点、赃物、方式等,王洪的指控不足以证明,其将车子卖给了周银根。可以肯定的,王洪犯罪的次数与周银根犯罪的次数不可能相同。公约机关“相约”的指控明显证据不足。
    即便周银根在王洪将盗窃来的车子卖到其家中,周银根买下来,并不能必然得出周银根与王洪“相约”。依法周银根只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4、指控周银根与李飞、刘力轻相约,由李飞、刘力轻盗窃,周银根收购赃物的证据不足。
       李飞自己多次承认盗窃是其本人起的犯意,并联合刘力轻,盗窃的犯意与行为均与周银根无关。共犯学说要求共同故意及共同行为。李飞在其笔录中多次强调,是他本人想要偷车的,并没有确认与周银根共谋。
    把偷来车的车卖给周银根,并且多次卖给周银根,并不能成为盗窃共谋的证据。
    李飞的犯罪动机是需要钱回家过年,并且知道王洪偷车有了钱。想偷车来钱,犯意是王洪自己产生的,而不是周银根唆使的。周银根并没有提供作案工作。
    周银根只字未提让王洪去偷车,帮王洪卖车的事。去偷车,王洪并没有与周银根约定,只是王洪自己决定的。李飞自己承认,是其本人想偷车,与刘力轻约定,因此,指控的周银根与王洪“约定”证据不足。
    周银根既不成立教唆,也不成立帮助犯,也不是实行犯,不能构成共同盗窃的共犯。
    刘力轻在其供述中称,李飞对其说,周银根那里收废铁,我们可以偷了拖拉机去卖。(与李飞的相印证,证明是李飞首先启动犯罪故意,与周银根无关)。
    刘力轻关于周银根提供手柄的供述,与李飞第四次供述不符。李飞在第四次供述中说,拖拉机摇手把是偷来的车上的。刘力轻关于手柄的几次供述不一致,也不符合生活常理(简便的原则),刘力轻的此供述不能作为立案依据。
    刘力轻在关押时,被人告知了“大个子”姓名叫王洪(属于指供,引导,辩护人认为,还可能有其他指供的可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侦查阶段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侦查程序不合法。对刘力轻的供述采用时应当十分慎重,防止误导。
    周银根既不成立教唆,也不成立帮助犯,也不是实行犯,不能构成共同盗窃的共犯。
    5、价格鉴证结论程序违法,实体上没有合理性,所做结论明显与待证价值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重新鉴证。

    二、关于定性,法理方面。

    6、公诉机关的指控不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盗窃罪的犯罪论规定,其指控存在逻辑错误。
    假如公诉机关指控周银根与盗窃犯的实行犯相约(但本案周银根并不知道盗窃的目标,时间,地点客观要件),由盗窃犯的实行犯实施盗窃,而由其收赃,就成立盗窃罪的共犯(大前提),那么只要盗窃犯的实行犯将所盗车辆移动至车辆所有人控制范围以外,则盗窃犯罪既遂(小前提),周银根不论收赃与否,均构成盗窃罪的共犯(结果)。这是犯罪学的理论关于共犯一人既遂,全部既遂所决定的。
    然而,公诉人将周银根收赃的部分,定为共犯,没有收赃的部分就定为周银根没有犯罪,那么,公诉人已将共犯的合谋时间变成了盗窃实行犯盗窃完成以后。由于盗窃犯不可能自己盗窃自己的东西,销赃行为是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不能又单独成立销赃犯罪),因此,盗窃既遂以后,不存在周银根与盗窃实行犯之间共谋盗窃实行犯所盗赃物的刑法逻辑。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共同犯罪,要求共同的故意与共同行为,盗窃实行犯本身已经有了盗窃的故意,所以周银根不能对已经存在的犯意产生唆使的后果,显然周银根不存在共同的行为,也不存在共同的故意,因此,周银根不能成立共犯。
    虽然,周银根与共同犯罪具有某种牵连关系,但不构成共犯,公诉机关需要区分共犯人与非共犯人的犯罪学要件,才能正确确定本案周银根的定性。周银根是从实现犯手中购买赃物,周银根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没有以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依法不应构成盗窃罪。

    7、如果公诉机关一定要认定为共犯,那也只能认定周银根与王洪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范围内构成共犯,但由于王洪盗窃后的掩饰、隐瞒犯罪是盗窃罪的事后不可罚(没有非难可能性),因此,只能对王洪处盗窃罪,而对周银根处掩饰、隐瞒犯罪所。
       
    8、退一万步讲,即便一定要认定周银根为共犯,由于周银根在盗窃犯罪中所起作用极小,最多只能以帮助犯罪论。
    本案发生盗窃的结果,所有共犯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其中,其中实行犯的行为(其身体本身参与到将物品移动超出了物品的所有人或合法控制人的控制范围内)与结果之间具有物理的因果性,而周银根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物理上联系,最多只具有心里的因果性。
    由于周银根对本案的盗窃犯罪并不能事前知道也不能控制实行犯的行为对象,时间,地点,方式,周银根在本案盗窃犯罪具有从属性,以实行犯的盗窃犯罪成立,才有可能成立盗窃犯罪,所以,周银根在本案中能起的作用极小,只起到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根据刑法的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责任程度与范围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对周银根应当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特别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取消了比如主犯(本案主犯可能判处十年以上)从轻或减轻的规定)。
    周银根是从实现犯手中购买赃物,周银根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没有以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依法不应构成盗窃罪。

    三、量刑。
    周银根年老休弱,身患多种疾病,量刑体恤老幼是道德人性的原则,希望对周银根从轻处罚。
    周银根家中子女孝顺,夫妻恩爱,周银根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家人多次通过辩护人传递亲情,鼓励其改恶从善。周银根有子女的赡养,生活有充分保障,再犯可能性不大。
    周银根是初犯,依法酌定从轻。
    由于能够确定的作案数额不高,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如果一定要定周银根盗窃罪,由于其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建议量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

    辩护人:朱李军律师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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